东北网2月6日讯 记者正常采访郑亚芬颇费了一番“周折”,她正在护理一位从ICU出来的脑外科重症患者,等患者渡过术后半个月的危险期才能与记者见面。等到约定的时间,郑亚芬又因为突发高血压住院。住院期间又有患者家属找到她,让她春节期间护理病人。
郑亚芬今年56岁,和丈夫都干陪护,郑亚芬干了整整10年,丈夫是一名小学教师,利用假期和休息时间干陪护也有6年了。郑亚芬起初干陪护的时候身体不太好,但是活儿不能耽误,丈夫就作为“替补”,慢慢有经验了,赚钱还多,也就干上这行了。“我这个人就快人快语,没啥好隐瞒的,干陪护就图多赚一些钱,一把一利索,天天都能见着钱呀。”郑亚芬直爽地说。郑亚芬说,老两口这样“拼命”不为别的,就为撑起这个家,他们唯一的儿子患先天性脑血管畸形,8年犯病4次,花了60万元,除了医药费,儿媳妇、孙子的生活费用都是郑亚芬和丈夫负责。
陪护也分几种,有专门干日常护理的,也有陪护重症患者的,有协助患者康复的,陪护康复患者则需要懂得基本的康复常识,协助患者做康复动作,达到慢慢恢复肢体功能。
林军就是哈市二院工伤康复中心的陪护,陪护一名从高空坠落摔伤的工人。从最初的颈部以下僵硬,现在已经能做简单肢体动作,高兴的时候还能做简单的算术题,所以林军必须掌握基本的康复技能。
郑亚芬是“圈内”有名气的陪护,她接的活儿基本都是刚从ICU出来的重症患者,大多数脑出血患者在术后半个月以内的护理尤其重要,这时候的患者需要吸痰,吸痰不及时,痰卡在咽喉里会容易憋死,“吸痰”就是个技术活儿,用吸痰管加上化痰药物配合使用,吸痰管的深浅很重要,郑亚芬干了10年,也成了护理脑外科患者的“专家”。
与林军和郑亚芬相比,张永臣就是体力陪护,他在道里区人民医院护理一位不能自理的孤寡老人。护理老人翻身就是一个体力活儿,老人身高1.8米,体重80公斤,不是身强力壮的陪护根本护理不了。老人经常大小便失禁,在吃饭的时候,老人拉到了床上,张永臣就得立即收拾干净,再接着喂饭,这样的情况很常见,他也习惯了。
郑亚芬说她2002年开始当陪护,之前是开“美容美发”店的。因为儿子的病需要很多钱,郑亚芬还干过月嫂,计时工。在护理儿子的时候,看到当陪护很挣钱,大概每月能赚1000元,不是做很复杂的护理,也没什么技术上的含金量。2006年,郑亚芬开始做脑外科的陪护,日薪涨到了130元,那在当时是比较高的价格。2009年,日薪涨到了240元。2011年,日薪涨到了380元。现在日薪是400元。
前几年,郑亚芬取得了特级护理资格证。她的老伴迟老师最初只是给她“搭把手”,后来,儿子的治疗费用慢慢的升高,迟老师也加入到陪护的行列中来。
陪护的收入相差悬殊,生活能自理的日薪一般在100元至150元左右;不能自理的日薪一般在200元至300元左右,像脑外科、烧伤科、肿瘤患者的陪护费一般都在每天380元至400元,脑外科切开气管的每天400元,没切开气管的每天380元。
为了多赚钱,郑亚芬服务的几乎都是脑外科的重症患者,她也成了各大医院脑外科的“常客”。
不论是经人介绍,还是口碑相传,或是医护人员介绍,都不可避免的发生“潜规则”,说这话的时候郑亚芬很气愤,但是更多的是无奈。她和记者说,她要将每天陪护工资的20%交给患者所住病房的护士长,这是“行业”标准,也是业内都知道的“潜规则”。
郑亚芬和记者说,某三甲医院的脑外科病房的护士长下面掌握着20多位陪护人员,她就是这里面之一。但是,无论是谁介绍的,护士长都“拼缝”,也就是提成20%。
不给护士长提成结果会怎么样?郑亚芬说:“后果很严重。”去年,郑亚芬经同行介绍护理一位来自肇东市出车祸的脑出血病人。护理第三天,护士长来了,问家属郑亚芬是谁?家属称是亲戚,帮忙来照顾病人的。护士长马上说,患者刚刚做完手术,需要有专业的护理人员陪护,家属没经验不能用,出了事医院不负责。家属只好说出实情,告诉护士长郑亚芬是他们花钱雇来的陪护。护士长把郑亚芬叫出来,毫不客气地说:“家属不懂规矩,你还不懂吗?这个活儿想干还是不想干!”郑亚芬没搭理护士长。到了晚上,家属找到郑亚芬说,虽然她只干了8个小时的活儿也给400元,也知道护理得好,但没办法,护士长找她谈话了让把郑亚芬辞了,再找一个更好的陪护。
最让郑亚芬气愤的一次是她护理了一位病人,来的时候护士长就告诉她,这位患者会一直住院,也会请陪护,郑亚芬按规矩直接给护士长1000元介绍费。这位患者是郑亚芬护理时间最长的,护理了半年之久,郑亚芬一直按20%给护士长。到后来家属实在没钱了,欠了张亚芬7000多元。郑亚芬跟护士长说明情况也不行,被护士长狠狠的数落了一番,二人吵了起来,给郑亚芬气的血压升高住院了。这位护士长再也没给她介绍过活儿,别人介绍那位护士长所在病房的活儿,郑亚芬也拒绝了,因为根本干不成。
“接活儿看的不是病人,看的是家属,所以谈活儿很重要。每天工资多少、工作24小时、包三餐,吃啥不挑,吃饱就行,家属不提供三餐,就给每顿10元的补助,这些都要事先讲明白了。虽然干活之前都讲好的,但还是有些家属不信任,这不行、那不行的、说话带刺的,不尊重人的都经常发生,心里委屈,就想想躺在床上的儿子,就忍了,时间长了就习惯了。”郑亚芬说。
最让郑亚芬难忘的是去年发生的一件事,感到当陪护也是光荣的,也有了被尊重的感觉。去年,郑亚芬去电力医院护理一位脑出血的术后病人,“我到病房一看,监护屏幕上显示血氧指标不正常,根据经验病人就是有痰卡在里面了,这样的病人痰特别浓,特别黏,不好吸,当时老人呼吸已经很困难了,随时都要咽气”。当时,郑亚芬找到老人的儿子说明情况,避免落下埋怨,承担相应的责任。老人的儿子让郑亚芬放心,老人若是有意外绝不让她承担相应的责任。郑亚芬根据以往经验用吸痰管配合雾化治疗给老人把痰吸出来了,老人呼吸正常了,各项指标也逐渐回到正常状态。老人的儿子拿出5000元钱,含着眼泪给郑亚芬鞠了一个躬,感谢郑亚芬救了他的父亲。
在医院为重症患者配备专门的护理人员,护理人员的工资由医院支付,但是由于护理人员较少,收入远不及“散打式”陪护收入高,患者家属只能自己雇用陪护人员,有的是自己找,也有的是通过医护人员介绍。由于陪护人员缺口较大,工资也是一涨再涨,在这样的条件下,陪护公司应运而生,公司派专人负责与家属洽谈收费等事宜。对于陪护公司是不是与医护人员有利益关系,陪护和医护人员均未透露。
“陪护该收多少护理费,家属该掏多少钱,没有统一的标准,只靠双方见面谈活儿,因而也让护士长们有机可乘,从中渔利。”郑亚芬说。
郑亚芬说,目前陪护行业的从业者90%来自农村,没有技术,护理经验也多是靠摸索和长时间的积累,期待有关部门能规范这个行业。
林军和记者说,他在工地干过活儿,当力工,每天也能挣150元左右,但有时候要不到工资;也给搬家公司当过搬家工人,也是有风险的,家具抬坏了,公司一般会让他承担一部分,最后他选择了陪护这个行业,挣钱一天一结算,比较“把握”,他一干就是5年,虽然一个大男人干陪护会让人觉得很“窝囊”,但是他不在乎,凭力气挣钱没什么丢脸的。
张永臣和妻子都干陪护,农村老家有地,但是不多,指着种地就得过着紧巴巴的日子,邻居看着他俩勤快,就介绍到哈市当陪护。他俩比别人要价低,干活儿实在,很多人都愿意请他俩当陪护,一年除了日常开销能剩7万多元,张永臣很知足,表示会一直干下去。
郑亚芬说,每天400元的护理费在她们同行中是最高的,因为她护理的都是癌症、脑外科的重症病人。她预计陪护的工资还得涨郑亚芬算了一笔账,去年除去给各医院护士长的提成,不算老伴的收入,她大约赚了9万多元,要是不算有病耽误的时间,赚10万元以上应该不成问题。
虽然已经56岁了,身体也不太好,但是为了这个家,为了生病的儿子,她还会一直干下去。从大年初一到初五,她已经被预定了,工资是平时的一倍,每天800元,虽然刚出院,面对春节的高工资,郑亚芬又动心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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